由于四个最终用途行业(工业、住宅、商业和交通运输)也消耗电力，所以与发电相关的排放量可归因于各部门在电力销售总额中的份额。交通部门电力消耗很少，所以不管这些来自电力行业的间接排放是否包含在内，碳强度几乎没有差别。而对于工业、住宅和商业，包括电力生产的间接排放就改变了这些行业的碳强度。
前几年，与电力生产相关的间接排放往往会增加部门的碳强度，然而随着电力行业碳强度下降，从2012年开始，商业部门也不再如此了。2015年起住宅部门也不再如此了。只有工业部门，与电力生产相关的间接排放仍然提高了整体能源使用的碳强度。
强度低并不表明效率高。贫穷的农业国家碳强度均较低，但效率并不高；强度高也不说明效率低。如产品的能源效率高，但并未能全部出售变现货币，则单位GDP的强度同样高。一般情况下，碳强度指标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碳排放强度取决于化石能源的结构、碳排放系数、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农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等因素。
图为各大行业的碳强度
一般情况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强度指标随着时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按这一自然下降趋势作出的承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要承诺低于这一趋势，则很可能表现出制约影响，因为资金、技术等均属于稀缺资源。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有资金、技术的保障，则强度承诺在近期是可取的，但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同一技术的重复利用，因而强度并不能随经济增长而线性递减。从长远看，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对于发达国家，由于资金、技术和完善市场制度的保障，短期作出强度承诺是可行的；而长期来看，因人口稳定，发展饱和，规模扩张较为有限，强度承诺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但由于发达国家现有强度水平低，进一步大幅降低的难度较大。
碳强度指标受增长、汇率、通货膨胀等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缺乏较为严格的客观科学性。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极端天气一次次地警示人们:气候变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巨大挑战，从而聚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目光。而中国将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