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市场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世界经济以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模式难以持续，从旧均衡向新均衡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之一，并非特例，类似的症状和困境在其他国家、其他行业也多有体现。例如中国煤炭、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这些行业中很多传统生产企业也面临着盈利能力下滑、债务风险积聚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了现金流难以维系的情况，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
应对产能过剩的办法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让过剩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另一种是通过外力干预来推进去产能化。不妨拿动物机体出现毒瘤来打比方。第一种办法就像是依靠机体自身免疫系统消化毒瘤，第二种办法则像是通过做外科手术挖出毒瘤，两种办法各有优缺点。但如果毒瘤很严重，通过自身免疫力很难治愈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承受巨大创伤，做手术就是更好的选择。
针对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果断提出了“去产能”的政策导向。对涉及到的企业、行业、区域经济而言，去产能带来的痛苦可以说是割肉，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形容并不夸张。有人或许会想：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价格持续走低、利润削薄甚至变负，痛在何处？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割去赘肉或毒瘤，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行政的外力干预，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很难有主动割肉的勇气，国际石油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去产能的要害是打破“囚徒困境”。石油生产国面临着“囚徒困境”——对于任何一个产油国而言，不论其他产油国减产与否，不减产都是最优选择，因此所谓的冻产协议或限产协议很难达成。
去产能的要害就是要打破上述“囚徒困境”，设计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让各方愿意遵守协议缩减产量。然而，在石油生产国之间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
在经济学理论上，打破囚徒困境的另外一个机制是通过无限多次重复博弈中的“威胁”。产油国之间的博弈的确是无限多次重复博弈。历史上，沙特作为欧佩克内部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也确实曾以其他成员国无法承受之重的“威胁”来确保各方遵守限产协议，从而打破了囚徒困境。但从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沙特既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也不具备这样的意愿。
作为一个大型的石油净进口国，中国不必要对“别人的问题”过度担忧，毕竟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不是坏事。但中国应当以邻为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努力在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做好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去化和结构性改革。
仔细对比上述行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这些行业的产品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尽管在密度、杂质含量等技术指标上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不同产油国供给的石油可以看做是同质的、标准化的商品。
如果一个行业的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那么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就只能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在现实中大宗商品行业的价格波动往往是非常剧烈的，尤其是在下行周期往往会出现暴跌。
面对产能过剩，中国政府选择采用行政手段强推去产能，但政府去产能比市场去产能更有效吗？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存在的核心困境与石油行业当前面临的困境类似，即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大家都缺乏激励主动减产，陷入了“囚徒困境”。
经济学理论中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常见理由是：市场机制能够识别好企业和坏企业，而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但这一理由在当前的去产能过程中并不成立——政府当然很难判断哪家初创企业会成为15年后的阿里巴巴或者谷歌；事实上即便是风投都很难判断，而是通过风险分散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庆幸的是，判断同质的煤矿或水泥厂中哪一家更加高效还是比较容易的。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现实经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相比于思想实验中“完美的市场”而言，行政力量主导的去杠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是优于市场的。因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市场并不完美，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完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不是“比较静态”，我们必须考虑从旧均衡点到新均衡点之间的过渡期。
去产能政策实践的困难已经不在于“效率”，而是在于“公平”或“平等”。去产能政策的纠结点常常不在于经济学分析，而在于决策者对公平的拿捏。（作者冯煦明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