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达现任新交所执行副总裁，负责国际分销网络，包括提高和夯实证券、衍生产品、大宗商品和数据产品领域的市场参与度和会员基础等。
周士达于2007年6月加入新交所，并于2008年5月获委任加入执行委员会。此前他曾在渣打银行担任投资和财务产品集团主管，负责全球财富管理部在渣打银行现有地区特许机构及新市场中的投资和财务产品业务、战略及开发。在加入渣打银行之前，周士达曾在华侨证券任职，负责为客户开发非传统型投资产品及服务。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星展银行托管部，曾在机构银行业务以及私人客户领域担任过多个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职务。
周士达于1996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并获得哲学政治与经济文科学士学位。
1、场外产品移到场内 挂牌容易成功难
为适应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持续升级的发展方向，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交易所开始将场外市场发展成熟的产品创新设计成场内市场的标准化期货合约。这有助于丰富场内市场的交易品种，扩大交易规模。
对于将场外产品移到场内，周士达表示，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交易所发行一个新产品，挂牌很容易，但要有成就并不容易，没人用的产品没什么意义。”
据CME调研的结果，全球衍生品交易所平均每上市1000个产品，仅6个能成功。周士达介绍，各个交易所拥有很多产品，但不一定都是市场需求的产品，所以能有成功的产品是不容易的。
以铁矿石为例，在国内铁矿石期货合约上市一年运行良好的背景下，CME、新交所等海外交易所纷纷瞄准潜力巨大的中国铁矿石市场。2014年12月8日，CME上市了58%品位的铁矿石期货合约。明年上半年，新交所将在已有的62%品位期货和掉期合约的基础上，上市新的58%品位铁矿石期货和掉期合约。但2013年新交所62％品位铁矿石期货上市初期，交易并不活跃。
对于与CME产品重叠的情况，周士达表示，长期以来，新交所设计产品坚持“和市场顾客一起沟通、一起设计”的理念。CME的人力资源比新交所多几倍，两者不能相比，新交所设计产品的成本较高。
对于品种活跃不一的问题，他分析：“其他交易所上新产品时，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如6个月到1年。因为国际机构投资者或投资银行看到历史持仓量后，才会慢慢参与”。目前，参与新交所交易的八成以上属于机构投资者。
“按每天交易量达到1万手为成功标准，近3年来，新交所发出新产品的成功率为50%。不一样产品有不一样的规模，如果上市一两年后日交易量能达到1万手，就很成功了。”周士达说，目前整个新加坡期货市场中，欧美顾客占30%，新加坡本地占25%，中国约占30%，澳大利亚占5%，以色列占5%，其余占5%。
周士达表示，交易所之间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新交所长期以来就与CME有很多合作。据记者了解，新交所是由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SES）于1999年合并而成。30年前，SIMEX刚开业时，就与CME是提供中性冲销服务的合作伙伴，投资者可同时在两平台交易和转移合约。
周士达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际监管局提倡互联互通，交易所之间要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才能避险，而我们跟CME已经有30年的合作历史了。”
2、交易所不宜接受高风险场外产品到场内清算
为适应国际化客户需求和欧美的严厉监管，2013年12月，新交所成为亚洲首家获得美国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清算资格的交易所。作为中央对手清算方（CCP），新交所为场外市场交易提供场内清算服务。对此，周士达表示，不是每一个场外市场产品都能移至场内清算，交易所不应接受风险太高的场外产品到场内清算。
“顾客有场外交易和场内清算的需求，但有些场外交易产品风险太大，如信用违约、信用掉期产品等。信用违约没出事就价格平稳，出事了价格就会暴跌，如果这类合约出事了，意味着整个市场出了事，风险很高。遇到这种风险高的产品，场内清算需要收很高的保证金；但场内保证金收太高，如80%，就没有人愿意交易；保证金收低了，如20%，对交易所又有太大风险，承受不起。”周士达如是说。
设计产品时，各种各样的大宗商品需求不一样，如铁矿石和橡胶的市场参与者就不一样，但所有国家的股指期货都是一样的。周士达对记者说：“在清算场外合约时，股指期货产品很容易放入新交所，因为投资者各种各样，数量很多，一个客户出了事，还有很多客户可以去买卖。外汇期货也是比较大的市场。信用违约是比较小的市场，出了事就没有买家了。”
随着欧美监管机构推进CCP模式的步伐加快，场外市场清算业务逐渐扩容，各大国际交易所开始大幅进军亚洲市场。今年11月，洲际交易所（ICE）宣布将于明年3月在新加坡设立期货交易所和清算机构，强势入驻新加坡。
对此，周士达说：“一般较大的金融中心都不止一个交易所，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来做交易和清算的交易所越多，对金融中心发展越是好事。交易所一来，应该会带来新的客户，新客户一来，市场就会越来越活跃。”他表示，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拥有3A信用评级的主权国家，新加坡地区交易所的规模和规格在亚洲屈指可数。
3、海外经验：场外市场多为场内交易所前身
周士达表示，从海外交易所发展经验来看，现在的交易所很多都是从场外市场演变而成。他说：“70年代，黄金价波动率较高，新加坡有个黄金交易所，以前都是场外交易，出了意外后，新加坡监管局出面提出要真正做好交易所，牵头将几家期货商做成会员单位，实行了场内交易和清算，所以才有了SIMEX。”
从香港地区的发展历史看，周士达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现货市场有五六家交易所，模式如场外一样，没什么规模，出了事以后就把五六家合成一家，才有了今天的香港交易所。”
与新加坡、欧美等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内地场外市场尚未见官方定义，规范其交易的监管规则正在酝酿。周士达表示，将内地目前上千家大宗商品现货市场或其他形式的场外市场合并起来，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场内交易所，不太可能实现。
4、新交所创新先行加快亚洲本土市场进程
面对国际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新交所总能从市场发展机遇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今年7月沪港通呼之欲出之时，新交所的A50股指期货交易量仅10万手左右。沪港通开始后，该交易量已翻了5倍。周士达表示，新交所不是和其他交易所竞争，而是寻求共赢。
周士达对记者说：“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新交所做生意和设计产品会为国际投资者考虑，规模设计比较国际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交所产品比较符合欧美等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印度、日本市场的股指期货，我们也有。”
在设计股指期货合约的路上，新交所的步伐要比其他本土交易所快一步，且新合约上市后颇有“倒逼”之势。1986年，新交所开创以别国股指为期货交易标的物的先例，推出日经225指数期货。1988年，日本东京推出同类产品，但交易量始终不及新交所。
在首推其他国家的股指期货合约时，很多本地交易所议论纷纷，说新交所“竞争力太强了”，先上市其他国家的股指期货合约是在“抢生意”。对此，周士达回应：“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为这些国家的交易所或市场做推销员。很多国家的监管规模不一样，没有像新加坡那么国际化。我们推出其他国家的股指期货合约，国际投资者比较方便参与，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本土现货市场，加快了这些产品推出的进程。”
5、中国期货市场需要加速发展
据悉，新加坡清算市场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周士达认为，中国市场有很多地方需要加速发展，“随着原油期货即将出炉，新交所很多客户表现出交易的兴趣。如果国际和国内投资者有需要，可以用新交所实验清算服务，在新加坡做实验很容易。”
周士达认为，国外交易所入驻中国开展CCP业务，短期看来很难实现，但也存在境内外交易所在设计产品、提供离岸清算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机遇。目前，新交所已与国内几大交易所签署谅解备忘录，洽谈的产品或服务的“连线”还需要证监会批复。
关于新交所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周士达表示：“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刚刚开设香港代表处，目前已有5个工作人员，明年会再增加3到4名推销人员和产品专家，届时台湾市场的推销人员也会去香港。目前，产品专家都在新加坡总部，未来管理中国产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逐渐搬到香港。”
除了布局香港，新交所今年还在上海自贸区注册了一家商务公司。“具体这个公司要办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自贸区规格一直在改，我们先注册，看可以办什么。第一步应该是在明年3月设上海办公室，配置3至4个工作人员。”周士达表示，新交所不仅是衍生品交易所，而且覆盖现货市场。综合来看，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据悉，SES的证券业务和SIMEX的期货业务对新交所的贡献几乎一样，各占30%，其中，期货业务贡献主要是交易费、清算费和数据连线等。
